1978—2018年中国恢复高考40年高等教育4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40周年,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40年也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个历史阶段。

4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高校在汲取西方先进办学理念的同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并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改革。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从1993年提出的“211工程”,到1998年的“985工程”,再到2015年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无不是在为推动高等院校建设而努力,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197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598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85.6万人,招生人数40.2万人,毕业生人数16.5万人。2017年,这些数字发生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变化,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2753.59万人,招生人数761.49万人,毕业生人数735.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约3%提升到了2017年的约46%。进入21世纪后,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的增速明显加快,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

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999年,中央作出高校扩招的决策,当年全国高校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4%。2014年,启动自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17年上海、浙江成功试行新高考。

40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更加科学,回归教育规律,由重知识转向重能力、由“一考定终身”走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从1989年标准化考试到1999年“3+X”改革,从1984年试行保送生制度到2003年自主招生改革,考试内容与招生方式不断完善。

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师资力量。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为20.6万人,这一数字在2017年为163.32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还陆续设立了多项奖励计划,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建设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1994年,我国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998年8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启动,它是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性工程,“长江学者”是学术性、荣誉性称号;2008年12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启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三者共同构成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第一次修订目录于1987年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专业总数由1300多种调减到671种,解决了“”所造成的专业设置混乱的局面,整理和规范了专业名称和专业内涵。第二次修订目录于1993年正式颁布实施,专业总数为504种,重点解决专业归并和总体优化的问题,形成了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合理的本科专业目录。第三次修订目录于1998年颁布实施,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总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第四次修订目录于2012年颁布实施,新目录的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至12个,新增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73个增至92个,专业由原来的635种调减至506种,其中基本专业352种,特色专业154种。

近十年来,教育部批准新增专业的备案频率有所增加,基本上每年都有专业新增或撤销。在最新一次备案中,申请新开设“物联网工程”这一专业的高校最多,达到80所之多。而在20年前,最受高校“青睐”的则要数“信息与计算科学”。从新增本科专业的情况上,也能大致瞥见相应时代的行业发展潮流。

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逐年增加。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首次占到GDP比重的4%以上。近十年来,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财政性支出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清华大学的“人居环境科学”、北京大学的“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首都医科大学的“脑干结构与功能可塑性理论”、同济大学的“航天重大工程的遥感空间信息可信度理论与关键技术”……近日,一项由教育部科技司指导、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网组织开展的“改革开放四十年·高校科技创新成就”线所高校的千余个创新科技成果在这里展示。

1978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同年同志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那一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等同志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一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喷涌而出。

改革开放开启了科研人员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后,知识变成了被依靠的力量,“哥德巴赫猜想”与“薛定谔的猫”成为年轻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以不到全国10%的研发人员、不到全国8%的研发经费,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承担了60%以上的重大科研任务,包括“863”、科技支撑、重点研发等;建设了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高层次人才占到了60%以上;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别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2012~2017年,高校占据了国家科技三大奖的半壁江山(总占比55.08%),其中自然科学奖以及技术发明奖主要来自高校,充分体现了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基于论文及其被引用次数的国际学科评估中,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高校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了893个,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了219所。

1982年,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高校科技在服务民生产业上开始崭露头角。

在信息技术领域,自1983年起,国防科技大学先后研制出以银河-Ⅰ、银河-Ⅱ和银河-Ⅲ为代表的银河巨型系列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重大科研工程计算能力的国家之一;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它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居世界超算500强榜首,成为2013年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在工业领域,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参与主持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主持设计了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参加人民胜利渠、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二滩水电站、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工程等的设计和咨询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孙逢春院士创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诸多“第一”。2007年中国高铁正式通车,它的成功离不开北交大、同济、浙大、中南、清华、西南交大、北科大等高校的科研成果和人才;2018年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通行,背后是清华、同济、华南理工、浙大、西交大、天大等数十所高校的默默支持。

在农业领域,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大108系列优质玉米新品种到2004年全国种植面积累计超1.9亿亩,粮食增产约95亿公斤,增值近100亿元。

在国防建设领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功研制出“长鹰”长航时无人机,它是我国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长航时无人侦察机系统,成功使我国无人机实现了由近中程、短航时向远程、长航时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北理工参与“9·3”大阅兵的装备研制工作,涉及精确打击、高效毁伤、机动突防、远程压制等多个领域。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等院校通过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输送等一系列工作将科技成果应用于国民生活改善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水电火电核电、国防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全线发展,中国完成了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时至今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高等院校也迎来了新的使命:助力中国实现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事实上,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抑或是国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都离不开高校的力量。例如,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离不开高等院校的技术和人才支持;而制造业的技术短板集成电路,需要高校合力培养自主研发及芯片技术人才;航母、驱逐舰、空间技术的应用,更需要高校的科研成果。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